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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如今濟南年輕人所舉行的現代婚禮記者黃中明攝□本報記者江丹　　因為“兩頭春”的緣故，今年結婚的新人格外多。一些婚慶公司和酒店的金秋檔期，去年就被新人早早預訂。一些操辦孩子婚禮的老濟南父母感慨，與他們當年相比，現在年輕人的婚禮真是太不一樣了。有些父母會隨著孩子的心意，新時代新辦法，但也有些父母因為固守著以前的風俗，一直在與孩子“拉鋸”。　　其實，不過是短短幾十年的時間，濟南人的婚禮風俗便發生了一次又一次的變化，簡單過，繁復過，老派過，也洋氣過。每一次變化，都與它們所處的時代不無相關。市民劉樹林展示自己與愛人張玉芳1967年在濟南領取的結婚證記者黃中明攝□本報記者江丹　　今年結婚的新人格外多，74歲的劉樹林時常到酒店里去參加晚輩的婚禮，這位1967年結婚的老人感慨，當下的婚禮已經和他們那個時候大不一樣了。從上個世紀60年代至今，不過五十幾年的時光，婚禮的那些講究便跟著時代變了又變。結婚證上印著標語指示　　1967年9月21日，劉樹林和老伴兒結婚。那天是星期四，老伴兒正好輪休。正值運動的年代，沒有婚假。劉樹林特地趕著這一天，從外地回到濟南，舉辦婚禮。　　回憶當時結婚的種種，劉樹林一直覺得對不住老伴兒，“很可憐”。因為物資緊缺，布店的貨架上基本沒有布。老伴兒跑遍了整個濟南市，才買到一塊綠格子布，用它做了一件外套。當時也沒有皮鞋，只好去百貨大樓買了一雙布鞋，還買了一條化纖褲子。結婚前一天，才借用隔壁人家的縫紉機做好枕頭。　　劉樹林和老伴兒結婚的時候，沒有房子，只好從父親供職的單位借了一間屋子。房子里面的家具是租來的，花7分錢租來兩張寬90cm的硬板床，把它們拼在一起，花1分錢租來凳子。結完婚再還給人家。　　劉樹林和老伴兒沒有擺婚宴。那時候講究“破四舊”，“立四新”，一律不允許搞老式的那一套。劉樹林說，大部分人結婚只是去登記領結婚證就算完事了。他和老伴兒的結婚證上還印著標語指示，“讀毛主席的書，聽毛主席的話，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”。　　雖然沒有宴席，劉樹林和老伴兒還是做了些準備，招待前去祝賀的親朋。因為買不到肉，他們只好買了一個豬頭，又買了15斤掛面。誰去了，便就著豬頭肉吃面條。那個時候，糖果也是緊缺產品，需要憑票夠買，幸好劉樹林家里之前積攢了一些。到了晚上，便分給院里的一些小孩。　　有時候，劉樹林會開玩笑似地對老伴兒說，“欠你太多了”。結婚之前，劉樹林也沒有給老伴兒的娘家什麼彩禮。結婚當天，老伴兒在兩位女同事的陪同下，穿著新衣裳，乘坐7路公共汽車，穿過天橋，便到了劉樹林家里。每當想起這件事，劉樹林便后悔不已，“當時怎么不讓家里去個人迎接老伴兒呢？”　　還有一件有關結婚的事，讓劉樹林后悔得不得了，作為娘家父母，他和老伴兒未能出現在女兒的婚禮現場。1992年，女兒在山東大學的留學生食堂舉辦婚禮，當時學校里的領導都出席了，但是劉樹林認為，結婚是婆家的事情，娘家人參加婚禮讓人笑話，便沒有到場。事后想起來，時代早就變了，老一套的東西其實已經不合適了。食物曾是婚俗里的重頭戲　　上個世紀的六七十年代，因為正處于計劃經濟階段，婚禮也大多以簡單為主，并謂之以社會新風氣。新人領了結婚證，買點糖果送給同事，等到單位里照顧新人分房子，簡單粉刷一下墻，托關系買上時興的大明湖牌保溫瓶，家底再厚實些的還能給新娘子買臺梅花牌縫紉機。　　再過十年、二十年，計劃經濟轉入市場經濟，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時，強調自我的個體意識重新覺醒。工廠里的工人大多還遵循著簡樸婚禮的傳統，但是有些回農村老家辦婚禮的新人開始盡其所能地講究一些。1985年，在濟南工作的老韓回長清老家辦婚禮，經濟不算富裕，依然將魚、雞、肘子等肉菜搬上了宴席。當時同事們的工資也不過30多塊錢，份子錢卻是三塊錢到五塊錢不等。　　張羅紅白喜事時，中國人喜歡依著風俗來。在講究的人家，對風俗細細講究，一個環節不落。2007年結婚的趙偉剛便是這樣的人家，在他看來，婚禮依著規矩隆重地辦下來，是對新娘子家的尊重。　　趙偉剛說，因為婚禮是人生大事，都圖個吉利，任何一個環節都有講究。譬如訂婚車，前面一輛是奔馳，最后一輛就不能是桑塔納，因為“奔桑”的諧音實在是個忌諱。他訂了8輛紅色的轎車，寓意“發”且“開門紅”。接新娘和迎新娘不能是同一條路線，寓意“不走回頭路”，代表兩人情誼堅固不反悔。婚宴上，必須要有雞、肘子、四喜丸子、糖醋鯉魚四個菜，在早前生活相對困難的農耕時代，這些肉菜的出現有感恩自然之賜、款待賓客之意，后來就這么一代又一代地延續下來，在老濟南人的觀念里，只要經濟條件允許，婚宴必須要有這四個菜。如果更講究的話，還會上一道拔絲甜品，象征生活甜蜜，絲絲相連。　　婚宴之外，婚禮中關于吃的講究也不少。譬如“送小飯”，男方家會為送嫁的新娘子家人送去水餃，用紅布蓋著，寓意“來了有好飯吃”。新郎還會喂新娘吃水餃，問問“生”還是“熟”，寓意生子吉祥。在婚禮的前一天，男方會到女方家里拉嫁妝，女方則在其中的柜子衣櫥里撒上紅棗、栗子和花生等。結婚之前，男方還要去給女方送彩禮。殺一頭豬，大多半給女方家里送過去，另外還有兩條鯉魚以及栗子、紅棗等。　　這些風俗都與食物有關。在傳統的農耕社會，地處中原的人們依賴土地而生，耕種，收獲，食物是他們從土地上獲得的最大的饋贈，也是他們生存的基礎。在結婚成家這樣的事上，有關食物的講究必然不可或缺。當大機器生產取代農耕勞作，人們對食物的重視也已經大不如從前，除了老一輩的人堅持講究著它的地位，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已經不在乎能在婚禮上吃到什麼，而是婚禮以一種怎樣的形式呈現給親朋好友。濟南年輕人的時尚婚禮記者黃中明攝□本報記者江丹　　隨著社會分工的細化，由婚禮而生的婚慶也成為一支社會朝陽產業。它們以服務者的姿態出現，盡力滿足當下新人追求個性的各種要求。除此之外，由經濟、教育和交通發展等因素帶來的人口遷徙，越來越多的人婚嫁異鄉。在城市里，傳統的婚俗正在日漸弱化，取而代之的是各種各樣的婚禮新形式。舊觀念撞上新形式　　如今，劉樹林時常去參加同事或者鄰居家孩子的婚禮，但他還不習慣現代婚禮的場所和婚禮的環節，譬如酒店，譬如放煙花、許愿、跪地戴戒指等。　　近些年來，越來越多的新人將婚禮這種儀式交由婚慶公司操辦，擺宴的場所也由家中遷至酒店。這種變化與婚慶市場和餐飲行業的發展相互推動。但是，新人們在選擇婚慶公司和酒店檔期的時候，卻時常遭遇扎堆撞車。一方面，他們希望能夠享受到這種現代化社會分工帶來的便利，但另一方面，挑“好日子”討彩頭的舊觀念卻讓他們陷入選擇困難的境地。　　2012年，李紅在一家高檔的現代新式酒店舉辦了一場完美婚禮。在那之前差不多一年的時候，李紅和丈夫便在為找婚慶和找酒店忙活。作為經濟實力尚可的“80后”，李紅希望他們的婚禮能夠洋氣一些，找一家現代感和時尚感較強的新式酒店。找了一圈后，他們發現上檔次酒店的檔期基本都排滿了，因為一年中的“好日子”就那么幾個，而且濟南的婚禮是在中午舉行，又必須是挑在方便親朋前往出席的周末，于是造成結婚扎堆撞車、酒店難訂的現象。李紅在2011年訂到了2012年的酒店檔期。　　在訂婚宴菜品的時候，不同地方的風俗也發生了碰撞。李紅的老家是安徽，那里的婚宴不上鯉魚，但是丈夫家里是老濟南，必須要有糖醋鯉魚。最后本著“怎么辦怎么好”的說法，雙方各退一步，婚宴上每桌擺了一條鱸魚。　　婚禮紀實攝影師孔維東也注意到了婚禮的變化。據其介紹，2008年或者2009年左右的時候，濟南的婚慶市場上幾乎還沒有婚禮跟拍這種職業，但近幾年來，這種職業不僅出現而且日益規范起來，婚慶團隊策劃在婚禮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。負責跟拍婚禮的孔維東還注意到，現在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選擇西式婚禮，他們將儀式的場所選擇在戶外的綠地上，使用色彩清新的三層婚禮蛋糕，以及制作精致的西式餐點。但是這位從早上5點從新娘化妝就開始跟拍的攝影師也發現，如吃水餃這種古樸的傳統儀式依然在婚禮中存在著。“中西混搭”是現在新人婚禮的一大特色。　　記者從幾家婚慶公司和酒店了解到，因為既在老黃歷上宜嫁娶又逢周末的好日子實在有限，金秋時節的好檔期基本已經排滿，一線酒店甚至需要提前一年預訂，而且只要價格到位，婚慶公司會負責整場婚禮的風格和細節，酒店則會準備好合適的菜品宴席。社會生產方式推動民俗演變　　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婚禮。作為一項重要的民俗，婚禮這種人生的重大儀式，也隨著社會生產方式的變化而有了不一樣的內容。無論是劉樹林的簡單婚禮，還是當下的花樣繁多的新式婚禮，都是時代變化的寫照。　　據民俗文化研究專家張繼平介紹，農耕社會時期，老濟南人辦婚禮講究“六禮”，即納采、問名、納吉、納征、請期、迎娶。納采即男方請媒人到女方家提親。問名則是指媒人詢問新人的姓名和生辰八字，然后進入納吉的環節，即看雙方的生辰等合不合。如果合得來，男方便去給女方家里送彩禮，此謂納征。然后是請期，即雙方商定好日子，最后便是迎娶。那個時候，媒人是一項由中老年女性從事的職業，而彩禮則帶有補償的意味，所謂“嫁出去的姑娘潑出去的水”，舊社會的女子一旦出嫁，與娘家的關系便淡了下來。農耕社會敬畏自然，在結婚這樣的人生大事上更要祭拜天地，婚宴也擺得隆重。將親朋好友邀請至家中，擺上黃河鯉魚等大菜，共同見證新人大婚。一些大戶人家，還會專門邀請外面老字號飯店的大師傅到家中，親自掌勺。　　張繼平說，上個世紀初，由于西學東漸，一些所謂的“陋習”也在逐漸改變，當時的很多年輕人講求自由戀愛和自主婚姻，但是傳統的習慣力量強大，不是一次性就能改變的。直到新中國成立后，社會生產方式和社會制度徹底發生變化，婚禮的習俗也與以往大不一樣。再加上一時的物資緊缺，劉樹林結婚的那個時代，婚禮自然簡單。　　但是，隨著社會生產和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婚禮又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它的隆重，并以水漲船高的彩禮錢以及排場表現了它的隆重。據《濟南城市民俗》一書的記載，老濟南人的結婚聘禮，沒有固定的物品，但是大多會送點心，“幾十種封包得整整齊齊的點心，擺放在三尺多長的抬盒上”。抬著喜慶點心走街過巷，便等于向街坊宣布，誰家的姑娘已經訂婚。張繼平說，傳統的彩禮更多的是以物為主，現在的彩禮則是以錢為主，而且數目不菲，如“一萬零一”、“三萬一千八”、“萬紫千紅”等，即使是物，也多與高昂的價錢有關，如“一動不動”。這其中不乏攀比和講排場的心理。除此之外，份子錢也在隨著物價上漲，劉樹林之前參加婚禮，隨出去的份子錢都是200元起步。現在，這位老人不太好意思再隨200元了，現在的婚宴價格不菲，十人一桌的婚宴少則一千五六，多則兩三千元。對一些年輕人而言，這種份子錢也成為人際關系中的敏感話題，不隨會影響到與朋友和同事之間的交往，但有時候隨了又實在不堪其重。　　如今，隨著社會分工的細化，以及生活節奏的加快，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將婚禮的繁瑣事宜交由專業的婚慶公司和酒店。還有一些年輕人直接丟掉了這種向社會傳遞婚姻信息的儀式，不理會熟人社會的諸多人情，在獲得法律的認可后，不是大擺宴席，而是選擇旅行結婚，以一種更為簡單和自我的方式完成這場人生角色的重大轉換。（文中趙偉剛、李紅為化名）返回本版復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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